2007年8月13日，收录了8242个遇难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与收录了2592个幸存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出版。
抽象的数字被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70年后，人们开始从宏阔的历史叙述中发现那些个体生命的存在。
从关注人的命运的角度去重新观照那一段历史，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叙述，是为了更深刻地记忆和反思那场悲剧。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牢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高大有 男 60岁 厨师 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周永财 男 被害时年龄为33岁 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遇难情形被日军指为中国军人抓走后杳无音信。证明人周洪氏，与被害人关系为母子。证明人住址为南京止马营140号。
黄腊红 女 8岁 汉族南京人 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央门外五班村，遇难时间、遗体掩埋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中央门外五班村家中，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遗体掩埋地点为迈皋桥回子山。
杨得意 男 73岁 籍贯南京农民 被害时住所太平乡第八保第六甲。遇难时间1937年12月13日。遇难地点为太平乡第八保第六甲。
……
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员。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已经湮没在30万遇难者的抽象的群体概念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追问他们究竟是谁。而在70年前，那个大屠杀来临的前夜，他们却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父母子女，有自己幸或不幸的人生……
抽象的与具体的
张纯如
“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这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一段描述。多年以来，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定格在这种抽象的描述中。所有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中30万中国人被日寇杀害。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遇害的？却很少有人追问。遇难者变成了一个数字。
数字化是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记住这段惨烈的历史，光有数字显然不够。“受害者不意味着数字，他们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15年馆长的朱成山（注：2007年采访），感到在这种抽象的记忆中，人们与那段历史越来越远。
1997年，一本名为《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书在美国问世，很多西方读者从这本书中第一次知道了南京大屠杀。而许多中国读者，则从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中，找回了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曾给来南京采访的张纯如作了20多天翻译的杨夏鸣记得，张纯如与我们一直以来的视角非常不同。“她希望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实地看一下集体屠杀的地点。”
在日军曾经屠杀了5.7万人的燕子矶，张纯如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山下破旧的房屋，然后拉到远处林立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朦胧的长江对岸。杨夏鸣说：“她仿佛是想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那遥不可及的逃亡之路。”在采访中，张纯如不断向被访者追问那些生活的细节，甚至早上吃什么东西，平时穿什么鞋，那天的天气如何？杨夏鸣知道，她是想尽量感受当时南京人的生活细节和氛围。
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采访，使张纯如与那段历史和那些奔跑在逃亡路上的南京百姓产生了共鸣。因此，她的叙述才显得那样有质感。
其实，在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以前，我们国内已有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论述翔实，还获了奖。但这些文章的叙述语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读者会去读。
时隔十年，当杨夏鸣重新翻译张纯如的书时，对书里关于幸存者的叙述也曾有过疑惑。“书中记录的第一个幸存者唐顺山，经历太有戏剧性了，我曾怀疑张纯如叙述中有演绎的成分。”但当重新观看张纯如留在他那里的采访录像时，他发现书中的记录竟与幸存者的口述分毫不差。“张纯如毫无添枝加叶，仅仅用事实就打动了读者。”
而国内那些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通俗作品，显得过于情绪化和戏剧化，从而冲淡了史实本身给人的震撼。
史实的力量，是最能打动人的。
令朱成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的偏僻小镇上。1946年波兰刚刚复国，就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确立为国家博物馆，并进行原地原貌保存。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最令人震撼的不是那些照片和讲解，而是那些壁垒森严的围墙，密布四周的电网，高耸的哨所看台，是那些曾经结束过110万人生命的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焚尸炉……这些原貌保存的场景，使观者一进入其中，便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气场。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展厅里成堆的遇难者穿过的鞋子，用过的皮包，以及那些死去犹太人的头发。这些实物比任何描述，给人心灵的冲击都要大得多。
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除了原地保存的遇难同胞尸骨，更多的还停留在照片加说明的展陈方式上。纪念馆所在的江东门地区，就是当年日军集体屠杀南京百姓的一个“万人坑”遗址。可在1984年建馆的时候，建设者们并没有刻意寻找遇难者的尸骨，以至于1998年当他们在馆内整理草坪时才发现这些遗骨。纪念馆研究部主任梁强说：“当时想赶快把馆建成，也没有注意挖掘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
迟到50年的追问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2004年，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以从中查到300万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仅镌刻着3000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朱成山的神经。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纪念馆要进行第三次扩建。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这么大的展厅，展览什么？怎样才能帮助人们找回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
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
然而，时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信息，谈何容易？资料的缺乏是编辑者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资料，远比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难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对记者说，“犹太人进入集中营很多都做了登记，但当时南京的流动人口很多。淞沪会战时，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难民认为南京是首都，会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乡下。”
采访中，南京金陵中学的一位老师向记者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管逃难叫‘跑反’。我们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听说乡下安全，又跑到乡下去了。”
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时，都惋惜地说，我们动手太晚了。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就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而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真正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处于历史研究的禁区，而作为民国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杀，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兴祖老师曾组织学生进行过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幸存者寻访，并且出了一个在校内流通的研究报告小集子。由于史料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在看来，那次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它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标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
湮没在证人证言中的名字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
《名录》的编辑开始以后，编辑者们首先从历次对幸存者的调查开始寻找线索。
对于幸存者最早的调查始于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为了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也为对日索赔作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曾面向广大市民调查抗战人口和财产损失。当时很多工作人员下到各个街道，向南京市民下发调查表格。同时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说自家的遭遇。
由于这次调查主要是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做得并不全面。而且，当时的报告书称，“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但这些证人证言中，还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者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敌寇入城之际，余因经济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内家具什件被劫，卒未离去。当日下午，即有日兵数人持枪敲击屋门，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内蓄米箱内。同屋高大有则因年迈自宽，前往开门，不意日寇进门怒容满面，向高大有喃喃责问，高因不懂日语，被数人捆绑椅上，以枪击毙。余蹲箱内见此情形，几乎昏绝。
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名录中。
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1945年9月27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编辑者看到了5名被日军杀害双亲的孤儿悲惨的经历。呈文这样写道：
具呈报人葛家永，现年十九岁，南京人，暂住润德里二号之一附户亲属处。缘因民国二十六年，南京沦陷，当时生父葛传经，年四十一岁，不幸被日敌暴兵杀死，生母张氏、外婆共计三人同归于尽。难民家前住长乐路小心桥三号，家内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敌抢烧一空，该房屋成为荒地种菜，此损害重大，不堪凄惨，遗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难民当年十一岁，二弟家炎九岁（哑叭），三弟三岁，大妹家贞七岁，二妹家芳五岁，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抚养，救济生命存世者……
葛传经以及其妻葛张氏和其丈母，也被收录在《遇难者名录》中。
就这样，编辑者们一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名录》中更多的资料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做的两次调查。南京市先后在1984年、1997年做过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这两次寻访工作，可谓是抢救性的。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两次调查的方式，并不让人满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开展了一次为期五个月的幸存者调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还记得那次调查的范围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对南京10个城近郊区55岁以上的人都进行了调查。”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由南京市各区县机关、文化馆、街道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包括部分学校的师生。当时发现了1756名幸存者，形成的证言更是触目惊心。
幸存者唐广普描述了他从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15岁的唐广普是中央军的一名士兵。日军攻入到南京后，他与两万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军赶到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开始绑人，从早上四点钟一直绑到下午四点。然后，日本兵让他们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点，日本兵开始屠杀了。他回忆：“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特别重。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他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而那次大屠杀，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诸。
调查中，虽然幸存者的基本信息都具备，但是从专业角度看，孙宅巍认为那些口述记录做得非常业余。“除了这些基本信息，还应该问到受难者当时的感受，后来的生活，以及灾难对其日后生活的影响等情况。但是，这次调查并没有涉及。”孙宅巍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调查者水平的问题，参加调查的人大多数缺乏相关的历史知识和采访技巧。幸存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且时隔多年，没有采访者的良好采访技巧是很难描述出生动场景的。
调查者的业余性，也是后来几次寻访中最大的问题。
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与日本友好团体合作，组织南京11个区县的14000多名高中生对幸存者进行寻访。4个学生作为一个小组，对南京70岁以上老人进行地毯式寻访。活动之前，教育局给每个小组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甚至还给了冲胶卷的经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意组织教师代表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提问，如何笔录。
但调查的结果却令他们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强回忆，那些中学生的报告五成以上非常粗糙，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调查中几个重要的时间、地点信息不详，就无法使用。”
编辑《名录》时，这些调查表着实让编辑者头疼。颜玉凡记得，有的调查表字迹非常潦草，她经常要拿着表请馆里的同事帮助辨认。“有时候，前文本来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她’了。记录中还有很多宏观的描述，像‘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但有效信息很少。”
结果回来的2460份调查表，最终只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
十年之后，记者试图寻找那些曾经参与过调查的老师和学生。金陵中学学生工作处的刘老师在厚厚的学生社会实践报告中为记者翻到了一篇当年高三（二）班学生对一位幸存者的访问记录。记录中老人向学生描述了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当记者请刘老师联系这个班的老师和学生时，却异常艰难。校长、政教处老师、班主任全都不记得十年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活动。那些学生更是杳如黄鹤。最后，对这个活动还有些许记忆的刘老师自言自语道：“当年记者采访，媒体报道，多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啊！怎么都不记得了……”
缺乏系统的训练和组织，直接影响到调查的结果。对此，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幸存者调查的张连红深有体会。他说，记录口述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对采访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采访者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需要对被访者有一些了解，要做问题设置。“对提问要进行细化，比如被访者的年龄，职业，家庭情况，战争来了为什么没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情景，心里怎么想的？等等问题。这样，一个丰满、富有个性的人才能勾勒出来。”
与被访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访谈也非常重要。令张连红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老奶奶，12岁在孝陵卫砍柴时被日本兵强暴了。以后的岁月里，她曾两次嫁人，因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败了。她看到张连红经常陪一个邻居老太太聊天，觉得他人不错，才对他开口。而此前，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她的两任前夫。张连红记得那个老奶奶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你无法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家里比年轻人还干净。由于日本兵的强暴，在她心中对脏特别敏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一个人住，而且一天到晚都不关门。”
这种细节化的东西，非专业的采访者是很难挖掘出来的。而遗憾的是，由于教学、研究等工作压力，现在张连红已经很少做幸存者调查了。
1984年调查出来的1756名幸存者，现在也只剩下了400人（该数字截至2007年发稿时。至2025年12月13日，幸存者仅余24人）。
私人日记中的记忆
约翰拉贝。
《名录》的另一个资料来源是近年来披露的留存在海外的私人日记。
1937年，大屠杀来临之际，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没有跟随他们的朋友撤出南京，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成立了安全区，并挽救了25万南京市民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忆。长期以来，这些私人日记一直没有公诸于世。
1996年8月，朱成山突然收到一个寄自德国柏林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长达87页的“拉贝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和“拉贝先生简历”。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是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被南京老百姓称为“活菩萨”。而战后，他却没有像他在安全区的同事那样，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关于他的信息也没有再出现。
但朱成山相信拉贝一定留下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1995年当张纯如来到纪念馆寻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时，朱成山建议她到德国寻访拉贝的足迹。
“当时，我只是给她提供一些线索，并没料到她真的会去查找。”更没想到的是，她找到了拉贝先生的外甥女赖因哈特夫人，并且发现了尘封59年的《拉贝日记》。
赖因哈特夫人正是根据张纯如留给她的地址，给朱成山寄来了拉贝的资料。朱成山赶紧请人翻译，并对资料的内容和真实性做了研究和考证。在这过程中，赖因哈特夫人受到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陈宪中、邵子平等邀请，于1996年12月13日，在美国首次向世界公布了《拉贝日记》。
后来，纪念馆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从拉贝亲属那里征集了2460页的《拉贝日记》和拉贝收藏的128张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复制件，他当年在南京使用的信笺、木箱、烟袋，以及拉贝夫妇的墓碑等一批文物。
《拉贝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南京城破后，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一个细节让后来读过此书的颜玉凡潸然泪下：“有一次，拉贝要回德国。得知这个消息后，安全区里的妇女们给拉贝跪下，求他不要走。我能体会到那些难民当时的无助，拉贝在他们心中简直就像救星一样。”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屠杀期间，拉贝不但收留了无数市民，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很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他不止一次英勇地把闯进安全区的日本兵赶出去。
在1938年2月2日的日记中，拉贝附上了他在前一日写的南京事态报告，开列了88起日寇的暴行。其中，一位名为秦王氏的22岁少妇，1938年1月23日被日军从安全区难民收容所拉出，此后杳无音信。
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妪，在三牌楼火车站被日军强奸达十余次。但文中没有写明她的资料。面对这些无名受害者，编辑者们也只能放弃了。
除了拉贝，当年安全区的明妮•魏特琳、贝德士等，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尘封在海外的档案
即便加上后来披露的海外私人日记，中国大陆所有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到2000年也只有200万字，历史研究需要史实作为支撑。于是，国内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2000年，在南京大学中国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组织下，一个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科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六十余位教授、学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搜集史料的活动。
2003年曾赴日本东京搜集史料的王卫星，提起在日本的经历，仍感慨良多。
从南京去日本，要到上海浦东机场乘飞机。因为航班是早上10时起飞，一般人会选择头一天在上海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踏踏实实上飞机。但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一宿住宿费，王卫星选择乘夜里12时的火车到上海。由于是过路车，根本没有座位，他只能提着行李一路站到上海。
在东京查资料的两个月，王卫星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日本防卫厅的军方档案复印手续非常繁琐，要填写申请书，留下在日本的通讯地址。为了保护档案，不能直接复印，需要照相、制版，然后才能复制。而这个过程，至少要三个月以上。
王卫星决定抄写。他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我全是原文抄录，即便是原文中的错字，也原样抄回来。回来以后再翻译。”
东京的物价很高，为了节省开支，他吃了两个月的面条。“张老师筹点钱不容易，我们都想节省一点儿，把钱尽量用在收集资料上。”
结束在东京的工作，乘机返回中国时，王卫星带回的资料有20公斤，为此还补了飞机货票。
历时5年，学者们先后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台湾搜集史料，共搜集、整理、翻译了1500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
这些封存在海外的档案，为《名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杨夏鸣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60年来一直尘封在美国，直到今天才全部展现在国人面前。
里面大量的证人证言，不但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还为编辑者们提供了很多遇难者的信息。
取舍之间
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日益丰富起来，那些曾经遮蔽在抽象数字和形容词后面真实的历史渐渐显露。虽然以往的资料都不是以人为记述对象的，但《名录》的编辑者们认为，把那些淹没在史料中的名字拎出来，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作为朱成山的研究生，颜玉凡从一开始便参加了《名录》的编辑。她记得查的第一本书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志日》。那本书按日期把每天发生在南京的暴行记录下来，收录起来并不困难。但随着翻阅史料的增加，颜玉凡感到越来越难。
由于历次做调查的人和方式不同，所以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信息也不全。有的人没有遇难的地点和方式，有的人遇难时间不明确，有的人没有遇难时的年龄，有的人甚至没有正经名字。“什么小六子、小豌豆、王秀娥侄女甚至张铁匠，只要有一个指代，我们都收录了。名字只是个代号，就算有一个外号也能证明这个人曾经存在过。”但幸存者叙述中，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挂在树上的七八个人，被扒去衣服死在街道上的孕妇，被成千上万集体屠杀的缴械士兵，却只能放弃了。“毕竟，我们是名录，必须要有一个起码的称呼。”
更令颜玉凡他们为难的是，在历次调查留下的材料中，受害者资料常有互相矛盾之处。
“有的名字，同音不同字，却是一个人。”
编辑者张亮记得，在1946年调查中，有一位叫周永才的男子，1937年12月在大方巷10号被日军掳走后，杳无音信。而1945年他母亲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他的名字却变成了周永财。“这显然是一个人。只是因为调查人员没有核实名字才记错了。”
还有很多人名，同音同字却不是一个人。编辑者杨晓宇记得，那时候妇女很多叫秀英，名录里光幸存者就有不下十个张秀英。此外，旧时代妇女没有正经名字，结了婚以后都从夫姓，“什么王王氏、王李氏重复的就更多了。”他们往往根据遇难者的年龄来判断是否是同一个人。
颜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个“戴呆子”。她感觉这5个戴呆子其实是一个人，但不同的记录里，他们遇害的时间不一样，遇害的地点也不一样，遇害的方式还不一样。“但我发现这些错位的信息，彼此都有联系。有的资料写他遇难时在估衣廊133号，原住址是韩家巷6号。有的资料写他遇难的地点是韩家巷6号。这可能是调查时发生了混淆。有的资料写他在日本兵强奸一个妇女时闯进，被日本兵枪杀，有的资料就直接写枪杀。”种种迹象表明，这5个人名，其实是一个人。
如果遇到实在难以决断的时候，颜玉凡就去请教馆长或者标上注释，她从不敢擅自删掉一个人名。“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我承担不起。”
在取舍时，最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排除在《名录》之外的生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东京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到1938年1月底这六周，空间范围则是南京特别行政区划内11个区。“不是说，这之外就没有屠杀，只是，这六周是屠杀最惨烈的时候。”
但这样的划分，使相当一批遇难者和幸存者被排除在《名录》外。颜玉凡记得，一份记录中，南京郊区有一个村因为拒绝为日本兵提供“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杀了。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人。但这个屠杀却发生在1938年4月间。由于时间不符，只能从《名录》中删除了。
这种抉择让颜玉凡非常难过，“很多在那六周被杀害的人，想找到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而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却不能收录进去。”
可是，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理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朱成山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地点是有明确概念的。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真实地记录历史。如果任凭感情驱使，扩大《名录》的范围，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又会找到否认这段历史的口实。”
第一批《名录》出版了，数据库中原有的9600多个遇难者名字，最终只收录了8242个。
那些逝去的面孔
幸存者素描
《名录》编辑将近尾声时，朱成山觉得只有名字和简单资料，那些遇难者还是很抽象。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有很多遇难者生前的照片。照片中，那些逝者一个个笑靥如花，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大屠杀来临时，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无情地摧毁了。“如果我们能找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形象，那对于今人来说，将是极大的震撼。”
但70年前的中国，有照片的人寥寥无几。“能照得起相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当时，有些积蓄的人家都逃出南京了，大屠杀中遇难的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他们怎么可能有照片呢？”
况且，经历70年，那些老照片能保存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记者从一份档案上看到，1945年一位父亲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呈文后面，曾经附上两张他遇难儿子的照片。60年后，这份档案上标明，照片已遗失。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面向社会征集过遇难者照片，但几年过去了，只收集到二十几张照片，有的还是画像。这与三十万的死难者人数太不相称了。
怎样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
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商场里有人正在用电脑给顾客画像。这一幕触动了他的神经。“可不可以采用电脑画像的方式来给遇难者画像呢？”回到馆里，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寻找电脑画像的设备。几经寻找，他们终于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于刑事侦查的电脑画像软件。软件中存着几百张人的五官类型，按照幸存者的描述，把这些五官拼起来，遇难者的形象不就出来了吗？这个发现，让他们非常激动。
软件买来后，纪念馆工作人员燕龙溪和司机小孙开着车，带着设备开始了对幸存者的走访。时隔70年，那些幸存的老人还能否记得当年亲人的相貌，燕龙溪没有把握。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很多老人都清晰地向他描绘出那些逝去的脸。那段惨痛的经历，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画像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燕龙溪发现一个问题。由于这套系统原来是为公安部门作刑事侦查用的，所以图谱中没有老人和小孩的资料。怎么办？他们只好求助于软件开发商。
为此，两个山西工程师特意赶到南京来为他们改进系统。图谱需要大量真人的照片作素材。燕龙溪又拿着照相机，到幼儿园和小学去给孩子拍照。“当时也不敢告诉人家是为了给遇难者画遗像用的，怕人家忌讳嘛！只能含糊地说，留作素材。”
一辆车，两个人。一年间，燕龙溪他们在南京跑了将近10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幸存者，360多幅遇难者的遗像画出来了。70年后，很多幸存者看到死去亲朋的形象，非常激动。他们：“像！像！就是他……”
有的幸存者知道这个消息，全家扶老携幼到馆里来画像。给燕龙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当年是国民党守军。去年夏天，他自己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到馆里画像。临走时，燕龙溪怕老人出事，想送他回去。可老爷子执意要自己骑车回家。
虽然大部分幸存者都对电脑画像很认可。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满意，梁强说：“电脑画像毕竟是拼起来的，很多人像都是平面的。一个人像不像，有时候就是一个神态。”电脑拼出来的人，显然没有表情。
为了能画出更生动的遗像，纪念馆联系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玉彪，请他来为遇难者画像。张玉彪爽快地答应了。
几个月间，张玉彪跟着燕龙溪走访了30多个幸存者。画像前，张玉彪会先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与遇难者找到联系。那些惨烈的历史，深深触动了他。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幸存者常志强。
1937年，常志强只有9岁。大屠杀来临时，他与父母、姐姐和四个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疯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现，瞬时杀害了他的6个亲人。他的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坚持着给他年仅两岁的小弟弟喂奶。常志强看到母亲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赶忙用小手捂上去，嘴里还念叨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我给你捂着……”但常志强留不住妈妈的生命，他两岁的小弟弟，最终也被活活冻死了。说到此处，80岁的老人已经老泪纵横。
记者在南京采访时，记录了常志强遭遇的影片《南京》还在南京放映。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常志强也接受了各地记者采访。反复地回忆显然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戴着检测心脏的仪器，坐在医院的病床上。
记者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惨痛的历史。当老人看到记者从张玉彪那里带来的他小弟弟的画像时，非常高兴，点着头说：“像，真像！这就是小发。我这么可爱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对于接触到大量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的编辑者来说，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颜玉凡对此深有体会。刚刚编辑《名录》的时候，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对她来说只是个符号。但随着资料的丰富，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而她也深深地被这段历史所震撼。《名录》编辑过程中，她一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时候，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会梦到那些扑面而来的名字。”编辑即将完成时，她不得不离开这项工作，回家疗养。
朱成山记得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学生颜玉凡的信息，信息中颜玉凡说她看了老师在电视台做的节目，哭了。她问老师，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些惨烈的历史，是怎么熬过来的？
朱成山这样回复她，“带着感情去研究历史是对的，但不要带着仇恨，要有理性。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为这段历史呐喊，现在我觉得光呐喊不够，还要有理性。”
采访中，几乎所有学者都对记者强调要“理性地研究”这段历史。
王卫星说，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让人类从悲剧中吸取教训。大屠杀不是哪个民族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以这样的情怀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会增长仇恨，只能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加珍惜和平。
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觉得，某种程度跟我们的叙述方式有关。张纯如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叙述，人道，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2005年，在南京召开的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以色列学者说：“我希望，当人类再有灾难发生时，我们不再成为受害者，不再成为旁观者，更不成为加害者。”
这，也许就是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意义所在。
原标题：让昨天告诉明天——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名录采集纪实
原载于《北京日报》200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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